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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两则关于税制改革的新闻耐人寻味。
　　其一，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点评中国经济，认为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税制。他指出，我国税收主要来源于增值税，且一半以上来自生产型增值税，导致政府更在乎产值增长，传导到企业，则倾向于产值和数量的扩张。另一则新闻是，在2005中国财税论坛上，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提出，“十一五”期间将大力推进税制改革，将逐步出台消费税和物业税。

　　两则新闻提出这样的问题：税制改革如何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行税制与国情究竟哪里脱节？税制改革方向对普通百姓生活将带来怎样影响？

　　税制要适合国情

　　记者：近年来，关于税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现行税收体制是否适应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需要？现有税种最需要改革的是哪些？

　　李津逵：评价税收体制对经济增长是促进还是阻碍，要看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就是进入了城市化加速阶段。这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两步利改税”和上世纪90年代之初“分税制”改革所处的时代背景大为不同。

　　加速城市化阶段的特点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庞大的流动人口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就业压力。美国的城市化加速阶段在1860年，全国人口仅2300万人。中国今天仅流动人口就有1亿多人，未来会有七八亿人在二三十年内从农村走进城市。中国主要的自然资源人均排名世界居后。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要“搬家”，从农村搬进城市，假如没有一整套对于经济行为的有效约束，将会造成巨大灾难，而合乎国情的税制是一种有效的约束。

　　目前我国税制以流转税为主体，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政府上项目特别是工业项目的热情，对于经济增长是一种促进。但增长不等于发展，庄稼地里出现“疯长”最后颗粒无收是农民最不愿看到的。这种增长往往以巨大的物质资源消耗为代价，人们享受到的“幸福”多是以占用多少资源来体现的。要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不开征资源税、不开征物业税怎么行？

　　税收应为改善城市环境服务

　　记者：现行税制与国情最不适应之处表现在哪里？从税收来源看，我国与西方税制是否存在明显区别？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有哪些值得借鉴？

　　李津逵：加速城市化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巨大，加上以往的坏账，需要巨大的投入。但是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政府支出的刚性特点，多数地方仍是吃财政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没有着落。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只分到中央与省，省以下各级政府没有支撑地方行政的主税种，分税制变成了按比例的分钱制。

　　在美国，地方政府（市、县）的财政收入中超过半数来自于物业税，这就使地方政府可以全力以赴致力于改善环境，营建

宜居城市，并由此获得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回报。我们在预算内没有给加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提供来路，借鉴香港经验的土地批租制填补了这个缺口。但是租是全民资产收益，税是政府行政成本，两者的混淆不利于摆正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税收应成指挥棒

　　记者：中国税收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税收增长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一系列税种的调整是否反映了税收自身增长模式的转变？税改的方向是哪里？

　　李津逵：税改方向应当是建立适应加速城市化需要的税收体制，使税收成为一个指挥棒，引导全社会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之路，走和谐城市化之路：一是对资源的占用课税，对于挥霍资源的行为课以重税；二是适应大规模的人口城乡流动，厘清财随人走的政府公共支出责任；三是将间接税转为直接税，还负税人以纳税人的法律地位；四是为地方政府构建一套可持续的财政来源、举债权责。

　　税收的宗旨是“用之于民”

　　记者：消费税和物业税酝酿出台，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

燃油税开征一波三折。直接参与个人财产分配的税收政策每一次变革都会触动我们的神经。对普通百姓来说，这些税种的调整将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李津逵：“轻徭薄赋”在历史上始终被认为是带来社会繁荣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普通人更多地会关注税负的轻重，其实这只是税收的结果，更深层的问题在税收征管过程，税制建立的过程。

　　税收制度发展到近代社会，公民与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契约的关系，这种契约就是法律。按照法律，公民懂得自己对国家应担负的义务，懂得纳税和死亡一样是人生两件不可逃避的事情。

　　当国民们已经担负了财政的负担，却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义务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这样国民就不会自觉地去追索相应的权利。本来已经承担了财政负担，却没有纳税人的地位，于是相应地权利也就想不到去追索了。这种权利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比如政府为老百姓做了多少件实事。

　　所以，我认为百姓关注的焦点更多应该放在税收如何用之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