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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中央宏观调控成效明显，我国宏观经济总体上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但创业、就业不足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导致宏观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
　　一、宏观经济的基本格局：高增长、平物价、高顺差、低就业
　　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前3个季度同比增长10.7%，达到141477亿元；价格总水平基本平稳，前3个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3%，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2%；外贸出口快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攀升，前10个月为1336.2亿美元，目前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政府做了大量促进就业的工作，就业情况比预期的要好，但就业形势严峻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前3个季度实现城镇新增各种就业人员1423万人，9月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保守估计，城镇实际失业率在15%左右。宏观经济处于高增长、平物价、高顺差、低就业并存的状态。
　　上述格局直接表现为国内消费不足，经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尤其是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来拉动。
　　一是财政收入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这是持续多年的现象。2006年1月~9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4.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分别同比实际增长了10%和11.4%。这导致国家可支配财力继续增加，而城乡居民收入份额在下降。
　　二是投资和出口增长快于消费增长。2006年1月～11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7931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6%。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06年1月～10月出口增长了26.8%。2006年前10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2089.1亿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13.6%。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不平衡发展，导致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出口、国际收支等方面出现严重失衡。
　　三是宏观经济稳定性较差。第一，消费增长比较慢，无法给经济增长提供较为稳健的支撑。2006年前3个季度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51.1%，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曾达62%，世界上其他较大的经济体该比例大多为65%左右。第二，投资具有不稳定性。2006年上半年投资出乎预料地出现反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1.3%，超出预期目标。第三，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投资。国外一般是以调利率，或调通胀、调就业率为主，这反映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健全，一些领域改革还不到位。第四，我国经济还没有走出“控冷和放热”的循环。
　　二、深层次原因：创业和就业不足
　　我国消费不强主要还是由于收入不高，收入不高主要是因为创业和就业不足。创业和就业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每千人的企业数量少。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的情况来看，全国2004年末每千人企业数仅为2.5个，即使把上规模的个体工商户折算为中小企业，每千人企业数也只有3.1个，低于我国内地1952年水平，也低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同发展阶段的水平。
　　第二，大学生创业不足。200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了413万人，全年仍然有110多万人没有找到工作。加上往年没有就业的，初步估算共有250万高校毕业生处于失业状况。大学生就业难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有资料显示，北京市每年正式创业的高校毕业生仅有100来人，远不到毕业生总数的千分之一。创业不足是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体户和企业数量在减少。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工商工作会议上，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透露，尽管2006年有120万名下岗人员在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实现再就业，有近一半的高校毕业生在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就业，但全国个体户数量仍呈现下降态势。统计表明，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有各类企业861．8万户，其中内资企业339．6万户，外商投资企业27．5万户，私营企业494．7万户。个体工商户截至去年底达2576．2万户，与1999年的3160万户相比减少近600万户。
　　第四，行政、事业、国企、集体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造成就业岗位紧张。国有企业数量从1996年的216万个，减少到2004年的17.9万个，集体企业数量从1994年的546万个减少到2004年的34.3万个。国有和集体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最多时就业人口达12000万人，到2004年时减少到2900万人左右，20年左右的时间总共减少了9100万个工作岗位。国企、集体企业减少对就业影响很大。有关机构对全国100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进行统计显示，2006年前3个季度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用人需求之和占全部用人总需求的比重分别仅为7.5%、8.2%和7.2%，机关、事业单位的用人需求所占比重分别为0.8%、0.9%和0.8%。
　　创业和就业与投资、消费、出口的作用机理如下：
　　一是创业—就业—收入—消费方面的机理。创业和就业不足，就业压力大，劳动收入低，导致收入增长相对资本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参与劳动的人口少，人均劳动力供养的人口就高，承担的税收就多，人均收入增长慢，导致“无钱可花”，而不是“有钱不敢花”，消费需求不足反过来影响创业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二是创业—就业—收入—投资方面的机理。创业和就业不足，居民的消费剩余只有通过银行和资本市场流向政府主导的大企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消费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习惯于求助于投资和出口来保持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现有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为这种做法提供了可能性。资本越被政府和国有企业所使用，中小企业和创业的融资、贷款就越困难，就业也就越困难，消费越不足；反过来，政府越是依靠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从而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失衡越严重。
　　三是创业—就业—收入—出口方面的机理。创业和就业不足，国内消费不足，必然在国外找市场，扩大出口；同时失业人口多，工资低，为这种出口提供了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样，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出口，顺差越大，国际收支不平衡越严重，贸易摩擦不断，出口竞争更激烈。为了保持竞争力，拼命压低劳动力的工资，国内消费需求更加不足。
　　三、2007年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经济还会高速增长。一是我国人口多，存在巨大的成长着的消费和资本市场；二是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会不断升级；三是城镇化水平保持在1%左右，大量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四是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还将持续15年左右；五是随着鼓励创业、就业政策的落实，会引致中小企业发展及其投资。
　　2007年将会延续这一轮发展势头，具体的发展情况则取决于现有政策的调整力度。一是如果出口退税税率继续下调，出口会减少。随着3个月适应期过去，2006年9月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效果会日益显现，很多纺织企业会出现经营困难，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也很难在短期内增加，2007年出口会有所减缓。二是如果征地拆迁难度继续加大，土地政策继续收紧，新开工的项目会减少，特别是中小项目更难办理。三是如果农民工工资制度得到严格执行，并且社保严格开征，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在出口不畅的情况下，雇用的劳动力可能会减少。四是如果创业和就业没有大的转机，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消费增长会较慢，各地不得不依靠低效率的高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有些行业生产过剩，银行坏账会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下滑，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考虑到这些政策状况，2007年GDP增长将降到9.5%左右，消费价格增长在1.1%左右；实际失业率可能上升到17%；出口增长速度会降低，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会更加失调。
　　四、政策建议
　　一是废除和清理政府各部门的各种收费。收费多、罚款多是抑制创业和就业的重要体制障碍。要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内外企业无差别、大中小企业平等的收费政策。对于提供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政府各部门和授权的事业单位，政府预算给予其经费保障；对于提供准公共产品和准公共服务的单位，其收费要给予严格的限制和管理。
　　二是废除和清理政府各部门不必要的审批和许可。从2001年开始，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中央和地方都取消和调整了一批审批项目。但还要看到，一些涉及部门利益的审批权并没有取消，同时一些部门还在增加一些旨在强化部门权力的审批权、许可权，企业、人民群众“办事难”的问题远没有解决。
　　三是统一政府各部门的执法。发展微型和中小企业，需要完善中央和地方相结合和统一的执法体制，在一个县、市内要推行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和综合执法，解决部门权能交叉、多重多层执法等问题。要清理、修改、废止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管理规范，精简和统一行政执法主体，调整和界定行政执法权能，健全便民、高效的行政执法程序。各地成立中央部门和地区部门相结合的统一集中和惟一的行政执法局，行使市容、环保、卫生、绿化、规划、土地、建设等方面的执法职能。
　　四是大力发展民间借贷和民间银行。借贷难、融资难是制约居民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当在全国选择一些微型和中小企业比较发达、地下金融比较正常的地方进行民间借贷合法化、规范化的试验。另外，将有条件的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农村社区服务的农村合作银行，切实增加地方民营经济的金融供给。地方性中小银行应以民间资本构建的股份制为主，建立和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风险管理制度，对所有出资人一律给予国民待遇，保证中小银行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公平竞争。
　　五是继续调整和优化出口退税政策。一要继续稳步下调综合退税率，每年下调1个百分点，减小贸易顺差增长幅度，促进企业技术、工艺、产品等创新。二要进一步调整税率结构，大幅度降低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甚至取消其出口退税政策；慎重调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可以适当提高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和部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此外，要研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出口退税政策。
　　六是控制政府主导性的投资过热。我国目前地方政府主导性的增长模式并没有改变，投资效率比较低。如果仅仅提高贷款利率，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过快的投资。要改变目前偏重GDP增长的党政干部政绩考核和财税分成制度，抑制地方政府发展重化工业、大企业和修建基础设施的投资冲动，把投资重点从过去的资本密集产业、大企业转移到劳动密集产业、中小企业上来，把政府主导性的投资增长模式转到市场主导性的投资增长模式上来。
　　七是严格农民工的社保费征收。要通过规范农民工用工和工资制度，为农民工上社保特别是上工伤、医疗保险来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民消费需求，同时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八是对土地供应适度进行管理。要用政策措施来减轻地方政府对土地开发的高度依赖，严格土地征占、使用、开发程序，促进土地的集约利用。要改变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延长农民对土地的使用年限，严格征占程序，提高土地补偿标准，让农民分享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增加农民家庭财富。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本报专家指导会成员
　　胡锋：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