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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特定时期的“粗放式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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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和官员自觉不自觉地总是拿发达国家说事，比较下来之后，便感觉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其结果只能作茧自缚，误国误事。从本质上说，这是计划经济下行政长官的特色，无怪西方国家总是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就是因为我们的官员从中表现得太多。
　　
　　譬如，在最近一期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先生发出警告：“我们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回到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老路上”。郑先生认为，目前我国投资增长最快的是高消耗、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产业，而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业、第三产业以及农业等明显投入不足，因此，在郑先生的眼里，我们所走的不是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最近一个时期里，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先生的一句话也广为流传：中国的GDP消耗了世界50%的水泥、34%的钢铁、30%的煤炭、13%的电力，成本代价极其高昂。正是在这些思想观点的影响下，中国进行了颇有力度的宏观调控，江苏“铁本”惨遭关停。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问一句：“铁本”真的不能搞吗？民营钢铁企业的规模真的不能超过国有钢铁企业吗？尽管江苏“铁本”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忽视农民利益，但它是否也存在着它诞生的合理性呢？孰是孰非，我在这里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仅供决策界参考。
　　
　　一、正确认识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总量的关系，正确认识发展与粗放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因噎废食的矛盾？如何认识低素质人口和低素质劳动力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我已经在前一篇文章《中国土木钢铁经济时代的特点及发展战略》中阐述了我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不能越过土木钢铁经济时代，也可以说是粗放经营时代。我们不能仅凭着一腔良好的愿望就能将我们国家引入发达的天堂。如果只看到发展中的问题，缩手缩脚，很可能耽误我国正常的发展。
　　
　　我的文章发出之后，中国银河证券公司的研究员田书华先生发来了相同观点的文章，并且，在他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个数字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美国在20世纪一百年里，钢的积累量达到70亿吨，而我国仅为18亿吨，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美国基础设施搞了100年，地上、地下、天上、海上交通设施齐备，而我国还相差甚远。70亿吨与18亿吨，2亿人口与13亿人口，在人均钢铁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更是巨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的钢铁业刚刚有了一点发展，我们的官员就大呼小叫，是否有点眼光狭隘了？
　　
　　目前我们国家的钢铁产量刚刚超过了2亿吨，仅仅占世界总产量的大约26%，一个占世界人口23%的大国，在一个历史时期里，钢铁产量占到一定的比例是很正常的事。纵观历史，二战前后，美国的钢铁产量长时期地占到全球产量的45%。照此来看，我国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里，钢铁产量占到世界产量的30-40%是不是也是正常的？
　　
　　日本就是一个例子，二战以后，日本的钢铁产业以13.4%的年均速度高速增长，以大型化、连续化和自动化为技术核心建设了一批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实现了规模生产、低成本和高质量的目标，到80年代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这是世界各国产业结构交替变化的典型例子。中国今天能脱离现实一步超越这个工业化的历史阶段吗？
　　
　　特别是世界的产业分工是有规律可循的，日本继美国之后在钢铁领域后来居上，是产业分工的结果，是美国放弃一些重工业进入另一些产业领域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能一步跨入当今世界的尖端领域吗？中国当前能做的是什么？中国能避开这种无情的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吗？如果中国不做钢铁产业，那么中国的几亿农民、几亿闲置劳动力去干什么？他们又能干什么？
　　
　　因此，大力发展钢铁产业不仅是我们本国经济的需要，也是国际分工的需要，中国要认清自己的发展特点。正是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地区性不平衡，导致了世界钢铁工业发展与布局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转移。目前世界各个地区的钢产量分布比例为：亚洲国家及地区占44%、欧盟及其他欧洲国家占23%、北美国家占14%、独联体国家占12%、南美国家占5%、大洋州1%、中东国家占1%、非洲国家占0%。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要适应这种国际间的产业转移。
　　
　　我还要提出另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摆脱粗放经营吗？发展和发达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千千万万的工人需要学习，千千万万的工程师、技术员和专家学者需要学习，没有一个粗放的学习过程，如何进入发达？在这里，我们的学者和官员要意识到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发展不能靠拔苗助长！
　　
　　的确，在目前这一阶段里，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代价是极其昂贵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惨重的破坏，这是我国工业化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不付出可能不行，问题是如何尽可能少地付出，如何避免过多地付出。但要想避免粗放是不可能，否则那就停止发展，工厂关门放假。这里有个因噎废食的矛盾。
　　
　　特别是我国某些行业和部门的粗放经营是有一定原因的。例如钢铁行业，正如田书华同志所说的：“我国目前的高能耗，高污染，虽然是个问题，但也不像一些人宣传得那样严重。目前舆论界是夸大其词，不实事求是，比如，目前我国钢铁生产能耗大，成本高，也与我国铁矿石品位低有关，我国铁矿石与国外铁矿石相比，品位很低，生产钢铁时能耗当然就大、污染当然就严重。还有，我国炼铁主要靠铁矿石、而欧美日等国目前生产钢铁所用的原料一般是废钢，成本怎么不低呢？”
　　
　　二、正确认识我国产业结构出现“重型化”的现象，经济重型化是土木钢铁经济的重要表现！
　　
　　粗放经营的实质是：中国工业化的学费！
　　
　　有报道说，近年来，我国三大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产业结构不断出现“重型化”的现象，例如北京，2003年重工业增加值达到760亿元，同比增长13.6%；而轻工业增加值仅为210亿元，增速也仅有7.8%.上海的轻重工业经济比重也在发生变化，1997年上海的重工业比重为55.3%，2001年上升到61.7%，并且，这几年里，上海的重工业增长速度一直超过GDP及整个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广州市自2003年开始，重工业产值首次超过轻工业，比重达到51.4%。
　　
　　在我国的核心大城市都出现了这种“重工业化”的现象，至于在一般的普通地区，更可能出现轻重严重失调的现象。譬如说象河北省的唐山市，重工业就是城市的命脉，重工业的经济比重高达85%，光是钢铁收入就占市财政的80%。
　　
　　这一系列变化迹象都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特点有关，中国已进入“土木钢铁”经济时代，重化工业蓬勃发展再所难免。问题是目前我国重化工业的生产布局有待于调整。譬如，浙江省的轻工业一支独秀，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比重为63%，比全国高出约15个百分点。但在这种产业结构状态下，浙江省的经济受到了重工业相对滞后的约束，近年来，能源供应成了经济继续发展的瓶颈。缺电、缺煤、缺油，使浙江经济的后续发展陷入困境。因此，浙江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发展重工业和能源产业。
　　
　　深圳市目前也感到其经济结构要适当地“重型化”，整个南方的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都有待于进一步的重型化，要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北方重工业过重，南方重工业过轻的局面。中国经济只有经过下一步生产布局的结构调整，才能逐渐走出“钢铁煤油电运”的瓶颈。就目前看，这场调整刚刚开始，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要认清形势，适当顺应各地区的调整要求。
　　
　　没有重工业的基础和支持，没有雄厚的硬件建设，我国的经济难以坚强有力。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那就是发展的机会轮到了我们：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钢铁生产过剩，钢铁工业经济效益降低，国际钢铁市场竞争加剧，只是我国经济的强劲需求，才拉动了世界的市场，重工业才出现了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我国为什么不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和外部资源呢？
　　
　　中国只有一步步走，在完成了各个工业化阶段之后，才能走上集约化的、低耗能、低污染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粗放经营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情。粗放经营的实质是：中国工业化的学费。
　　
　　附小资料：中国的电力状况
　　
　　2003年全国共完成发电量190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3%，其中，水电增长3.1%，火电增长16.8%，核电增长64.8%；全社会用电量189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4%，其中，工业用电量总计137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56%，对全社会用电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7.38%.重工业用电增速一改过去多年低于轻工业增速的局面，高出0.56个百分点，表明我国用电结构呈现出重工业化迹象，冶金、建材、汽车等高耗能工业快速发展是重工业用电量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增长13.19%，尤其是城市居民生活用电量增长15.48%。目前，虽然我国电力生产和消费均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人均用电水平仍然低下，据统计，2003年我国人均装机0.297KW，人均用电1461KWH，仍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尚有2100万人没有用上电，电力市场的扩大仍然存在很大空间。根据电力行业“十五”和“十一五”的新规划，2005和2010年电力装机容量分别要达到4.8亿KW左右和6.5亿KW左右，每年平均要新增装机容量5000万kw和3000万kw，预计电力行业的增长在“十五”后两年和整个“十一五”期间，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11.4%和5.6%。
　　
　　中国的煤炭状况
　　
　　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调度中心《全国原煤产量完成情况统计快报》的最新信息显示，2003年全国原煤产量为17.36亿吨，比今年年初《煤炭运行调度周报》公布的2003年全国原煤产量完成16.08亿吨的数据超出1.28亿吨，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在2003年之前，我国原煤产量最高的年份是2002年，而2003年的原煤产量比2002年增加3.43亿吨，增长24.6％。但由于电力、冶金等重点用煤行业的旺盛需求，仍然呈现全国性供应紧张的局面。